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戏水历史长河（三）：北大教授陈独秀嫖妓案改变中国现代史走向！
文：公理力
一周前，南京某大学副教授马尧海因组织换QI被判聚众YIN乱罪获刑三年半。这个关注度不亚于重庆打黑的特殊案件，以这样的结果收场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。尽管包括社会学家李银河女士在内的不少同情者、甚至支持者会有不同看法。
这令人想起90年前发生于北大的一起并没有多少人了解，其重要性大过此案千百倍的教授PIAO妓案。
上世纪二十年代，文人piao妓根本不算什么大事，更不是新闻。1919年3月，报界却爆出北大教授陈独秀PIAO妓行为过分的新闻。据称，陈“与北大诸生同昵一妓，因而吃醋，某君[指陈]将妓!之下!体挖伤泄愤”！
陈乃北大文科学长，引领时代思想潮流的政治刊物《新青年》的创办者和总编。不仅深得著名教育家、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器重，而且在青年学子中有很高威望。拥颦和粉丝不计其数。此新闻一出，坊间议论纷纷，可谓非同小可。
1919年3月26日夜晚，一个有些古怪的四人会议决定了陈独秀教授的命运。这四位与会者是北大校长蔡元培，唯一一位名正言顺有资格讨论陈的命运的与会者。北京医学专门学校（北京医科大学前身）校长汤尔和博士。此人并非北大员工，但当时他是左右北京学界的重要人物。另外两位是并无管理职权的北大普通教授沈尹默和马叙伦（他们后来的经历都不普通）。他们虽然没有在北大担任要职，却与汤尔和私交甚笃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此四位同为浙江同乡。会议地点也不是在北大的办公室或会议室，而是在汤尔和的家里。
这四个浙江人同乡会式的“三·二六会议”一直开到十二点，方才散去。虽然没有留下会议内容讨论情况的具体资料，但从结果看，在陈独秀的去留问题上，会议达成了共识。并且还敲定了陈独秀离开北大的具体方式。
不久之后，蔡元培主持北大教授会议，决定废除学长制，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。“教务长代替学长”这一体制更改本来定于暑假后实行，现在悄然提前，成为一场体面的人事变动。陈独秀被不动声色地解除文科学长职务，虽然继续担任教授、由校方给假一年，但他跟北京大学的关系却从此破裂。
这个“放逐”陈的决定，除了“三·二六会议”本身的不正常之外，四人的作用也很值得玩味。蔡元培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，他担任北大校长期间被公认为是北大最辉煌的时代，大师云集，人才辈出。蔡先生的过人之处，除了大教育家的远见卓识，至少还体现在对人才的尊重和宽厚上。不难推定，他是不会愿意“放逐”陈的。从他回复论战者的公开信中可以看出他的立场：
“对于教员，以学诣为主，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[指学术自由、兼容并包]为界限，其在校外之言动，悉听自由，本校从不过问，亦不能代负责任。例如复辟主义，民国所排斥也，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，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，与政治无涉，则听之。筹安会之发起人，清议所指罪人者也，本校教员中有其人，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，与政治无涉，则听之。PIAO DU娶妾等事，本校进德会所戒也，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，以纳妾挟妓为韵事，以赌为消遣者，苟其功课不荒，并不诱使学生而与之堕落，则姑听之。夫人才至为难得，若求全责备，则学校殆难成立。且公私之间，自有天然界限。”
显然，是有人说服了他。这个人会是谁呢？只有在学界有广泛影响力的汤尔和有这个可能。当然与之私交很好的另两位教授也帮腔汤，也是不奇怪的。因此，有很大的可能是在一对三的局面下，蔡被说服。最终统一了意见。
此事发生在五四运动前夜，陈在五四运动中因散发传单而被捕入狱。出狱后，于1920年初带着他心爱的《新青年》回到上海。全身心投入到马列主义的宣传和实践中。1921年，他和他的同志在上海创建中国共产党，陈虽未亲自出席建党会议，却被选为领头人。
陈因嫖妓事件被北大放逐16年后，曾同为北大教授和《新青年》同仁的胡适与当年的关键人物汤尔和有过一场通信讨论。当时中共创立的红军挫败了蒋的五次围剿，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，九死一生，最终到达陕北。这对国统区震动很大。胡与汤此时的争论无疑与此有关。
有人将这场争论归纳为如下两点。
（一）“胡适认为陈独秀PIAO娼属于个人私德，是“私行为”；陈独秀被迫离开北大，是“外人借私行为攻击”。胡适主张把“公行为”和“私行为”分开:一方面认为公共人物(Publicmen)应该注意自己的行为，他们的私行为也有可能对公众产生影响；另一方面也不赞成任何人把私行为当做攻击某人的武器。在胡适看来，借私行为攻击陈独秀的真正用意是变相攻击北大新思潮的领袖。汤尔和则认为，陈独秀既然身在教育界，作为北大文科学长，必须做到最基本的“为人师表”，PIAO娼行为是不可接受的。
（二）“另一方面，胡适认为，3月26日的去陈会议，导致了“国中思想的左倾，《新青年》的分化，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”，陈独秀此后脱离自由主义阵营而迅速左倾。汤尔和则认为陈独秀本为“不羁之才”，不会安于教授生活，即使没有这件事情，最终也会离职而去，其思想左倾同样也无可避免。”
在笔者看来，这种对历史进行假设式的争论，虽然于事无补，对正确评价历史、理解现实、展望未来却并非没有参考价值。
首先，顺境很容易消磨人的意志。作为北大的名教授，青年学子们的精神领袖，还有自己心爱的刊物，更不必提以胡适为代表的那么多大师级的才子意气相投。这是一种怎样的意气风发，志得意满！如果没有非常特别的打击，他有什么理由会离开北大？陈如果没有离开北大，他的思想不可能不受到胡适等人的制肘。胡与陈曾是新文化运动中志同道合的战友。请注意一个事实，《新青年》自1919年1月第6卷起，由陈独秀、钱玄同、高一涵、胡适、李大钊、沈尹默轮流主编，直至陈离开北大。由此可见同仁们相互的平衡和妥协。只是陈离开北大后，胡的自由主义与陈的赤色革命思想无法调和才分道扬镳的。
其次，陈离开北大，重返上海办《新青年》，才得以全身心地追求自己的理想，成了职业革命者。客观上为其认识共产国际代表（李大钊介绍），思想上进一步左转，成立共产党都创造了条件。
第三，挫折对一个人的影响则是很大的。笔者相信，在某种意义上，PIAO妓挫折才是陈横下一条心将一生交给共产主义事业的契机！才是他思想激化的最后动因。关于这件事对陈独秀的打击，可以从汤尔和的日记中看出端倪。两人在路上相遇，汤看到陈独秀“面色灰败，自北而南，以怒目视”。
因此，正是北大以不恰当的方式放逐了PIAO娼的陈独秀这位才高八斗的风流才子，才导致中共在他回到上海后仅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迅速成立，从而改变了中国现代史的走向！ | ![Fiorentina 球迷之家 [怀旧版]（佛罗伦萨中文论坛）](template/eis_free/eis/logo.png){kind=logo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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